汪曙申：台湾社会“疑美论”呈现新走向
从前不久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岛内社会忧心台海局势，“疑美论”起伏不定。实际上，从2021年美国被迫撤离阿富汗，2022年爆发俄乌冲突而美国未派兵干预，到2023年巴以冲突酿成越来越大的地缘危机，台湾社会一直充满焦虑情绪，对美国的战略信誉及“保卫”台湾的信心受到挫伤，“疑美论”呈现新的表现与走向。
台湾社会整体上“亲美”，主要政党也毫不掩饰表达“亲美”路线。但是台湾社会一直潜藏着对美国的深层疑虑，并且不时显露出来。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把军事上“保护台湾”作为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留有后手，并不完全应允蒋介石当局的协防祈求。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当时美国不愿意将金门和马祖纳入协防范围。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并且获得总统签署的“福尔摩萨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必要时使用武装部队防卫台湾和澎湖群岛”，也未包括金门与马祖。在当时中美对抗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金马地区“不表示放弃”也“不承诺防卫”，其目的首先是避免因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对此，一些台湾学者将其解读成美国“战略模糊”的初始表现。
1979年美国与中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的安全顿失依靠。美国“弃台”引发岛内社会的巨大震荡和高度怀疑。虽然同年4月卡特政府制定“与台湾关系法”，规定“如遇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遭受威胁，因而危及美国利益时，总统和国会将依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上述危险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但没有表示美国“协防台湾”的明确法律意志，被认为是美国希望继续“战略模糊”、保留决策空间。
自美台“断交”后，美国总统和政府高层不时释放“防卫台湾”的言论，但主要是“政治正确”的表态，制造媒体效应、谋取国内政治收益。美国官方从未公开表示放弃“战略模糊”，或宣布“战略清晰”。美国学术界则不断抛出“弃台论”，把台湾当成美国的战略负债和历史包袱。
近两年来“疑美论”在台湾社会发酵，与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密切相关，它大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心理和论调。
一是美国“毁台论”。即认为美国从霸权护持的现实主义出发，把台岛当作遏制中国崛起的终极工具，遂加大“联台制中”“以台耗中”，加快将台湾武装成军事上的“豪猪”，把台湾本岛设定为冲突的战场。在这种疑虑下，美国卸任官员和智库学者提出的“打巷战”“地雷岛”“庶民抵抗”，被岛内解读成“毁台论”的前兆。有台学者提出“乌克兰情境效应”，称俄乌冲突爆发后，岛内对“美国防卫台湾”的信心降低，支持两岸对话的民意上升。
二是美国“弃台论”。即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棋盘中，美国的权势达到绝对高点后会逐渐衰减，在局部区域采取战略收缩的政策，全球影响力的保持与增进，需要花费更昂贵的战略资源。台湾社会认同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但也承认中国大陆追赶态势明显且在台海周边区域形成了对美国的军事优势。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引发台海动荡，美军在部署上保持安全距离。岛内将此与上世纪90年代第三次台海危机时美方的介入政策比较，认为华盛顿开始作壁上观。在“国际空间”问题上，蔡英文执政8年“倚美固邦”效果也很差，丢掉10个“邦交国”。这些使得岛内更加担心，未来美国恐将在一个临界点再次“弃台”。
三是美国“乱源论”。即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重大地缘政治安全事件、动荡和危机都少不了美国因素。台湾社会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但也认为美国惯于制造安全困境和战乱不安，2022年俄乌冲突和2023年巴以冲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疑虑。台湾社会不希望沦为第二个乌克兰或巴勒斯坦。然而，这些年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无底线乱斗，特别是可能相互飙车打“台湾牌”，一直刺激岛内忧美引乱造乱的神经。
四是美国“掏空论”。即认为美国向来不把普遍的道德主义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原则，对台政策也不是基于“亲台”“护台”的道德法则。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强势要求台积电赴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服务于美国经济和科技安全。岛内社会开始疑虑美国逐渐掏空台湾半导体的技术和人才储备。更令岛内舆论震惊和反感的是，美陆军战争学院学术季刊曾刊文，主张美台采取“焦土”战略，自行摧毁台积电，让中国完成统一后背上沉重包袱。
五是美国“收割论”。即认为美国将台湾作为岛链战略的中枢，大力推动“印太战略”拉拢盟伴国家介入台海事务，包括支持日本军事化和澳大利亚部署核潜艇，激发日、澳及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对“台湾有事”的危机感、威胁感。台湾社会担忧美国渲染台海战争及推动相关布局，未来若爆发冲突，美国首先将台湾和印太盟伴推向前台，而其伺机收割利益。
目前对于各种“疑美论”，民进党当局一概归结为“认知战”，极力规避问题，转移焦点，并通过强化“倚美论”加以对冲。然而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美国奉行国家利益绝对优先原则，只把台湾当作附庸，岛内社会“疑美论”还将不断出现。（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